一直以来，关于国内工程监理制度、监理行业和监理工程师的争议性话题颇多，大家看法不一。2019年9月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强调，要“突出建设单位首要责任”“落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”“明确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”“履行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管责任”。文件未将监理单位责任与建设、施工单位责任并列，引发业内诸多关注和思考。

　　结合长期观察，笔者认为，虽然现实中确实存在工程监理与政府质量安全监督、工程造价咨询等机构的职能有部分重叠的情况，使得监理工程师的法定职能未能高效发挥，但主要原因还是监理企业及监理工程师的素质未显著提高。

　　《建筑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“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、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，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、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，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。”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监理合同》）进一步明确，“监理”是指“监理人受委托人的委托，依照法律法规、工程建设标准、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，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、进度、造价进行控制，对合同、信息进行管理，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，并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的服务活动。”

　　作为“监理人”派驻现场的代表——监理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类似于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（FIDIC）合同条件中“工程师”的权力，麻将糊了可以相对独立地代表建设单位进行项目管理。不过在实际项目的参建方——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麻将糊了监理单位三者中，监理单位的地位相对较低，面对相关问题只有建议权没有仲裁权。究其根本性原因，还是监理单位及监理工程师的综合素质，如专业技术能力、职业道德和品格、管理协调能力等未能达到理想的“工程师”要求。

　　目前来看，导致监理单位及监理工程师综合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首先是国内的建筑业信用体系未能随建筑业的发展同步建立完善，使得监理企业及监理工程师自我约束不足，没能及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；其次是监理工程师的自身素质未能达到要求，造成政策引导方面也未能全面支持监理工程师向FIDIC“工程师”角色去发展；最后是监理工程师话语权以及贡献率不到，使得监理工程师的收入水平与设计、施工等人员相比，未能显著提高，进而造成优秀监理工程师的流失。这几方面因素相互关联、互相影响又互为掣肘。

　　实际上，现行的建筑业根本——《建筑法》在2019年4月修正时，并未对建筑工程监理制度以及监理工程师职责作重大调整。在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未动摇的大背景下，广大监理企业及监理工程师该怎样做，才能促进监理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？

　　首先，要找准自身定位。上述《指导意见》和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《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》，均已表明国务院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厘清建设各方主体职责、压实建设单位责任的信心和决心。政策层面也给予了建设单位在是否委托监理单位、如何选择监理单位等问题上更大自主权。在此情况下，就传统监理业务而言，广大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应充分领会政策意图，树立“买方市场”意识，破解“背锅侠”的尴尬，打破以往“没有肉吃，也有汤喝”的错误思想。

　　其次，要加强自身建设。继《指导意见》中提出“强化政府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监管，鼓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委托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进行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和抽测，探索工程监理企业参与监管模式”后，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《关于开展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试点的通知》将政府委托监理企业参与监管的服务定位、能力要求以组织实施方式具体化，政策引导的意图非常明显：即不仅要保留监理单位，而且要让监理工程师参与政府监管，这是对监理工程师能力的客观肯定。广大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应把握机会，增强专业技术能力，注重信用建设，不断提高自身在建筑行业的地位。

　　最后，要主动谋求发展。一方面，要彻底破除当前“大锅饭”局面，提升现场监理工程师的素质，重点加强信息化监督和检测监测等方面的能力；在监理工程师素质和监管效能的提高基础上，谋求监理工程师待遇的提高，以及相关规定的修订完善。另一方面，要紧紧抓住当前全过程咨询、工程总承包等新型组织方式大发展的历史机遇，在做优做强传统监理服务的基础上，积极延伸招标代理、勘察、设计、造价、项目管理等全过程咨询管理能力，不断谋求监理行业、企业以及工程师的高质量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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